这是辛弃疾四十岁时，也就是宋孝宗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暮春写的词。辛弃疾自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渡淮水投奔南宋，十七年中，他的抗击金军、恢复中原的主张，始终没有被南宋朝廷所采纳。自己抗金杀敌收拾山河的志向也无法实现，只是作一些远离战事的闲职，这一次，又是被从荆湖北路转运副使任上调到荆湖南路继续当运副使。转运使亦称漕司，是主要掌管一路财赋的官职，对辛弃疾来说，当然不能尽快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。何况如今是调往距离前线更远的湖南去，更加使他失望。他知道朝廷实无北上雄心。当同僚置酒为他饯行的时候，他写了这首词，抒发胸中的郁闷和感慨。

　　上片主要抒发作者惜春之情。

　　上片起句“更能消几番风雨？匆匆春又归去。”说如今已是暮春天气，禁不起再有几番风雨，春便要真的去了。“惜春长怕花开早”二句，揭示自己惜春的心理活动：由于怕春去花落，他甚至于害怕春天的花开得太早，这是对惜春心理的深入一层的描写。“春且住”三句，对于正将离开的“春”作者深情地，对它呼喊：春啊，你且止步吧，听说芳草已经长满到天涯海角，遮断了你的归去之路！但是春不答话，依旧悄悄地溜走了。“怨春不语”，无可奈何的怅惘作者无法留住春天，倒还是那檐下的蜘蛛，勤勤恳恳地，一天到晚不停地抽丝网，去粘惹住那象征残春景象的杨柳飞花。如此，在作者看来，似乎这殷勤的昆虫比自己更有收获，其情亦太可悯了。

　　下片一开始就用汉武帝陈皇后失宠的典故，来喻指自己的失意。自“长门事”至“脉脉此情谁诉”一段文字，说明自古便有娥眉见妒的先例。陈皇后因招入妒忌而被打入冷宫——长门宫。后来她拿出黄金，买得司马相如的一篇《长门赋》。希望用它来打动汉武帝的心。但是她所期待的“佳期”却迟迟未到。这种复杂痛苦的心情，对什么人去诉说呢？“君莫舞”二句的“舞”字，因高兴而得意，忘形的样子。“君”，是指那些妒忌别人进谗言取得宠幸的人。意思是说：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，你没见杨玉环和赵飞燕后来不是都死于非命吗？“皆尘土”，是用《赵飞燕外传》附《伶玄自叙》中的语意。伶玄妾樊通德能讲赵飞燕姊妹故事，伶玄对她说：“斯人俱灰灭矣，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，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！”“闲愁最苦”三句是结句。闲愁，作者指自己精神上的不可倾诉的郁闷。危栏，是高处的栏干。后三句是说不要用凭高望远的方法来排消郁闷，因为那快要落山的斜阳，正照着被暮霭笼罩着的杨柳，远远望去，一片迷蒙。这样的暮景，会使人见景伤情，更加悲伤。

　　这首词上片主要写春意阑珊，下片主要写美人迟暮。有些选本以为这首词是作者借春意阑珊来衬托自己的哀怨。这恐怕理解得还不够准确。这首词中当然有作者个人遭遇的感慨，但“春将逝更多的是他对南宋朝廷暗淡前途的担忧。作者一生忧国忧民，这里也是把个人感慨纳入国事之中。春意阑珊，实兼指国势如春一样一日日渐衰，并非象一般词人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绮怨和闲愁。

　　上片第二句“匆匆春又归去”的“春”字，当是这首词中的“词眼”。接下去作者以春去作为这首词的主题和总线，精密地安排上、下片的内容把他心中感慨心绪曲折地表达出来。他写“风雨”，写“落红”，写“草迷归路”，……对照当时的政治现实，金军多次进犯，南宋朝廷在外交、军事各方面都遭到了失败，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而朝政昏暗，奸侫当权，蔽塞贤路，志士无路请缨，上述春事阑珊的诸种描写件件都是喻指时政且无一不贴切？蜘蛛是微小的动物，它为了要挽留春光，施展出全部力量。在 “画檐蛛网”句上，加“算只有殷勤”一句，意义更加突出。作者实有意自拟为蜘蛛。尤其是“殷勤”二字，突出地表达作者对国家的耿耿忠心。这里作者表达了虽然位微权轻，但为报图，仍然“殷勤”而为。

　　上片以写惜春为主。下片则都是写古代的历史事实。两者看起来好象不相关联，其实不然，作者用古代宫中几个女子的事迹，来比自己的遭遇，进一步抒发其“蛾眉见妒”的感慨。这不只是个人仕途得失。更重要的是志士仁人都如“娥眉见妒”关系到宋室兴衰的前途，它和春去的主题并未脱节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作者在过片处推开来写，在艺术技巧上说，正起峰断云连的作用。

　　下片的结句甩开咏史，又回到写景抒怀上来。“休去倚危栏，斜阳正在、烟柳断肠处”二句，以景语作结，含有不尽的韵味。除此之外，这两句结语还有以下的作用：

　　第一，刻画出暮春景色的特点。李清照曾用“绿肥红瘦”四字刻画它的特色，“红瘦”，是说花谢；“绿肥”，是说树荫浓密。辛弃疾在这首词里，他不说斜阳正照在花枝上，却说正照在烟柳上，这是从另一角度描暮春景色写有着与绿肥红瘦不同的意味。而且“烟柳断肠”，还和上片的“落红无数”、春意阑珊相呼应。如果说，上片的“更能消几番风雨？匆匆春又归去”开篇，那么下片的“斜阳正在、烟柳断肠处”结尾。两相对映，显得结构严密，章法井然。

　　第二“斜阳正在、烟柳断肠处”，是暮色苍茫中的景象。这是作者在词的结尾处饱含韵味的一笔，旨在点出南宋朝廷日薄西山、前途暗淡的趋势也抒发自己尚未见用的郁闷。这和这首词春去的主题紧密相联的。宋人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中说：“辛幼安晚春词：‘更能消几番风雨’云云，词意殊怨。‘斜阳烟柳’之句，其与‘未须愁日暮，天际乍轻阴’者异矣。……闻寿皇（指宋孝宗）见此词颇不悦。”可见这首词流露出来的对国事、对朝廷的耽忧怨望之情是何等强烈感人。

　　辛弃疾另一首代表作《破阵子》（醉里挑灯看剑）是抒发作者对抗战的理想与向往。和这首《摸鱼儿》比较，两者内容相似，而在表现手法上，又有区别。《破阵子》比较显，《摸儿》比较隐；《破阵子》比较直，《摸鱼儿》比较曲。《摸鱼儿》的表现手法，比较接近婉约派。它完全运用比、兴的手法来表达词的内容。但在读这首《摸鱼儿》时，感觉到在那一层婉约含蓄之外，有一股沉郁之情，这就是辛弃疾学蜘蛛那样，为国家殷勤织网的一颗耿耿忠心，以及对国势的担忧。似乎可以用“肝肠似火，色貌如花”八个字，来作为这首词的评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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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一赏析

　　这首词委婉曲折，一变辛词常见的豪放，反映出辛弃疾艺术风格的多样化。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讲，含蓄的追求是一大特点。作者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正面道出，而读者也当力弃作品的表象，而去深入体味。这种艺术的形成大概与传统思想中的儒道影响不无关系。儒家倡礼，主张以礼节制人的情志，否则，过激的言行便会扰乱社会秩序。因此在表达的方式上，反对露己直言，反映到文学创作中，就提出了温柔敦厚的标准。道家倡无为，主张摆脱一切束缚、包括语言文字。只要体道自然，则天下大治。因此在表达方式上，有无言之教一条，否定言语的交流功能。而它反映在文学上，就产生了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的审美。我们看到，尽管儒道两家思想各异，但有趣的是，它们却殊途同归，促进了古典诗词含蓄美的艺术追求。意在言外、玩味不已。辛弃疾此篇《摸鱼儿》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，值得一读。它表面看来，是作者在伤春吊古，但实际上是作者将自己的忧国之情隐藏在春残花落，蛾眉遭妒的描写之中。笔法前片全用比兴，后片化用典故。比兴之法可以暗喻象征，化用典故可以借古讽今。委曲读来，意思层层深入，摧人泪下。

　　在前片中，作者心绪不宁，是哀惋，是叹惜，更是一种迷惘与无可奈何。万紫千红的春，离我匆匆而去，一时万树枝头，落花飞红。这凋零衰败的景色本就够惨淡的了，它怎么能再经得起风风雨雨的几次摧残呢？花是春天的象征，我生怕花落春去，而希望花儿迟开晚放，但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一种幻想而已。然而尽管如此，我仍心有不甘，向春反问：“你且留步！听说海角天涯并无你的归处，你能去哪里呢！”春默默无语、依旧悄然离去。如果说，在人间还有什么春的痕迹，那只有画檐蛛网上沾着些的柳絮，给我们一丝慰藉。

　　后一片中，作者愤懑不平，是控诉，更是一种诅咒。据史书载，长公主在汉武帝继位上起了很大作用，因此汉武帝立其女阿娇为皇后，是为陈皇后。但陈皇后却骄贵宫中，终于因妒武帝宠妃卫子夫，“挟妇人媚道”，事发被废，贬居长门宫。司马相如《长门赋序》里说，长门宫内的陈皇后整日愁闷悲思，听说司马相如文章天下最工，便送去百斤黄金，求一篇解愁辞赋，即这首《长门赋》。后来汉武帝看到此赋，遂有所感悟，又宠幸了陈皇后。这个《序》多少有点夸张其事，目的不外乎吹嘘相如才笔。因为在历史上，陈皇后自废后，没有再度被汉武帝亲幸的事。正象《长门赋序》的作者敢于不拘泥故事真伪一样，辛弃疾此处也来了个大胆生发，将前二事按自己的想象融合，加以改造。他说，被冷落的陈皇后，本已有了与汉武帝重聚的希望，但是由于遭到武帝身边争宠人的妒恨，致使佳期无望。这个时候，纵使陈皇后千金买得相如的生花妙笔，也难将自己的脉脉真情传递过去。不过，在此也要对那些离间妒者一个严正警告：不要太得意忘形了，你们的下场不会比杨玉环、赵飞燕好到哪里！要知道，虽然她们在历史上都是宠极一时的人物，但结局却是一样的。一个缢死马嵬坡下，一个废为庶人后自杀。

　　《摸鱼儿》作于一一七九年，距辛弃疾北方起义，南归宋朝已过去了十六个年头。而南宋国势日衰，政权腐朽，收复中原的希望渺茫，使得辛弃疾的报国之心渐渐灰冷下来。他热爱自己的祖国，却又对它失望。他在这首词中，以春喻国，期望春天长驻久留，不忍它风雨飘摇，残零败落。但是国如残春，匆匆离去。他不愿面对这个可怕的现实，然而他又怎么能回避得了呢？他的济世之志，救国理想都寄托在南宋王朝的复兴上面：可是事与愿违，眼见都落了空，心中是异常的苦痛和矛盾。他爱而不成则生恨心，他恨权奸当道、蒙蔽君主、不思恢复失地，反而排挤抗金志士。自投奔南宋以来，辛弃疾从未获得信任重用，初则浮沉于下级僚吏，后又展转于江西、湖北、湖南地方官。他也曾写《美芹十论》《九议》两文上奏朝廷，论议抗金方略、反对议和偏安，但是有投无应。故此，在词的下片中他以长门陈皇后自比，痛陈蛾眉遭妒之愤，并诅咒妥协偷安的权臣，其命运将一如玉环飞燕。他们既害了国家，最终也就害了自己。

　　《摸鱼儿》的艺术手法是极为含蓄的，但作者的伤时忧国情怀却是可以触摸得到的。尽管它婉而不露，没有直指国政，却让当年的宋孝宗读了心中不快，因为说到底，这首词还是碰了南宋时弊的痛处。